作者：宋怡明创达盈配资
金门是中国南方海岸的一个群岛名称。两个主要岛屿——整个加起来的面积大约一五〇平方公里，分别叫大金门与小金门，其中小金门又叫烈屿。大金门形状像哑铃或沙漏，两边是球形，中间以狭窄的腰部连结。小金门的形状看起来刚好可以跟大金门西边的球形组合在一起，大小金门之间的距离极近。
大金门西方约五公里是厦门市与中国大陆。小金门的居民有时会说，「风向对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听到对岸的狗与鸡的叫声。」台湾则在大金门东方约二百公里以外的地方。
据说金门有人定居的时间可以追溯到好几个世纪之前，但最早的可靠历史记载始于唐朝（公元七到十世纪），当时皇帝首度在这座岛上设官治理。今日岛上有好几个家族世系宣称自己是这位官员僚属的后裔。而这个官员，也被后世遵奉为恩主公，予以祭祀崇拜，据说他曾多次显灵拯救金门当地民众，其中也包括古宁头战役。
十四世纪时，明朝有官员在金门修筑要塞。金门就是这名官员命名的，因为这座岛控扼关键航道，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，因此名为金门。
金门岛上的生活，在许多方面与邻近的大陆并无不同，金门居民与大陆居民有着共同的方言与类似的社会、建筑、宗教与经济特征。唯一的关键差异是大陆的平原地区可以使用内陆山区水源来灌溉，因而能产出大量稻米，但金门却因为太干燥而无法种稻。
然而十六、十七世纪引进的花生与番薯，却非常适合在金门的沙质土壤种植，也因此让金门人口首次有了长足的成长，到达五万人左右。
十七世纪也是金门的创伤时期。十七世纪中叶，满人占领中国，建立清朝。忠于明朝的郑成功（国姓爷）起兵想驱逐满清，并以金门地区为根据地。
之后，当郑成功撤往台湾时，清廷下令整个中国自山东至广东海岸的居民必须迁至内陆，以切断郑成功的补给与支持。金门居民迁往大陆，有十五年的时间不能返乡。当他们返回金门时，开始在西岸以清兵驻地为中心发展出新的城镇——金城镇。
十九世纪，金门人一方面受贫困逼迫，另一方面受欧洲势力扩张创造的新机会吸引，开始往日本与东南亚迁徙。迁徙的绝大多数是男性，留下的是他们的妻儿子女。金门岛于是成为广大而稠密的人口、货物与观念流通网的一部分。此时金门人口也来到八万人的高峰。
1937年，日军从满洲地区出兵，入侵中国。10月，日军登陆金门，占领达八年。由于汇款中断，日军占领导致金门仰赖海外收入的家庭陷入困境，但除此之外，当地社会似乎没有受到太大影响。在战争末期，金门人被迫为日军兴建小型机场。这是金门人首次的强制劳动经验，但不是最后一次。
金门与古宁头
1945年日本投降，往后数年，中国陷入国共内战，国军由蒋介石率领，共军则由毛泽东领军。与中国其他地方一样，国民党一次又一次在金门征兵。
而当金门人入伍调往前线的同时，有越来越多的士兵抵达金门。1948年初，逃离共军兵锋的国军部队开始增援金门，一开始是完整建制的部队，然后开始出现衣衫褴褛的残兵败将。
村民回想这些部队抵达的悲惨情景。有时候五到六名士兵共享一把枪，许多人连军服都没有，穿着破草鞋，戴着竹帽。这些人营养不良；由于饮食过于单一，导致他们有严重的消化问题。
岛上公共厕所的「所有人」——依照惯例厕所里的粪便归他所有，可以用这些粪便来施肥，回想听见士兵上厕所时的咒骂声与痛苦的哼声，「就像杀猪一样难听」。
最早抵达的军队自行扎营，但随着人数增多，就必须找到寄宿的地方。士兵于是占住空房、谷仓与公共建筑物——村里的校舍、寺庙与祖先祠堂。到了1949年秋，士兵已经多到必须与当地居民共居的局面，他们会睡在传统民房的大厅与庭院里。
士兵开始向民众索求简单的物资，但次数越来越多：碗筷、工具与家具。军民时常发生争端。此时出现新的社会团体负责调解军民关系，而这也成为往后金门政治的一个重要模式。
张奇才就是其中一位负责调解的人士。「因为我能说一些简单的『国语』，可以和他们沟通。」除了语言，年轻也是这个团体的关键特征——士兵发现很难跟老一辈的人打交道，偏偏这些人在传统上又是代表村民做重要决定的人。1949年之后，这些调解人成为金门军事化与现代化社会的新精英。
古宁头战役之前的几个月，逃难的部队与金门当地居民一起修筑防御工事。为了提供必要补给，金门的空屋或废弃房屋全都予以拆除，这是当局强制征收的开始。
数十年来，这类事件在金门人心中留下了阴影。军官命令人员与驴子搬运物资。「部队径行指定要拆除的房屋，然后由村长派工来搬运拆下来的材料。」
最需要的是木门，可以用来掩盖坑洞，充当避难所。口述历史予人一种印象，在1949年，军方实际上将古宁头的每一扇门全都没收充公。起初，村民只是把木板钉在一起，但当需求不断时，他们没有办法，只好拆下自家的门，交给军方。
村民感到很不高兴，不只是因为失去财产，很多人也担心遭受来自大陆的攻击，于是自行挖了简陋的避难所，而这些避难所也需要木门防护。「我和妈妈躲在一间小屋内，屋内挖了一个土坑，上面覆盖门板，门板再堆放蚵壳，蚵壳上再压上蚵石，蚵石上再放地瓜，一层又一层。」
一开始，士兵使用公共建筑物作为睡眠休息之用；往后，空间的征用开始扩大。空房与公共空间是首先拆除的对象，而这些地方恰恰是军队占住的地方，于是越来越多的士兵必须住进一般平民家里。随着建材需求增加，就连占住的民房也开始被认定应被拆除。房舍遭到拆除的村民会收到一张证书，上面记录他们对国家的贡献，未来一旦收复大陆，政府就会给予赔偿。
军官显然察觉到使用民工拆除民宅会有什么问题，于是让民工到远离自己村子的地方进行拆除工作。
一名来自古宁头北山村的男性回忆：「那时饲养骡马的饲主首先被集合起来，组成骡马队，负责驮运这些门板、石块、圆木。那时的做法是本村的骡马负责搬运别村被拆下来的建材创达盈配资，例如本人就被派往南山及安岐；其他村的骡马队就派来本村，如此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冲突。」
此外，即使一些问题已经解决，但强征从事劳动的民众不满的声音从未停止。「那时候附近村庄被集合的骡马大约有五、六十匹，每天从早驮运到晚，一刻也不能闲，整整有一个多月，我根本无法照顾家中农事。
虽然每天午餐由军方提供饭团，可以免除自己吃的问题，但早、晚两餐仍得自行解决，何况家中尚有父母，下还有子女也需要吃饭，不能每天做『白工』。所以我每次向负责带班的军官告假，但都没有获准。」
1949年9月底，人民解放军第十兵团沿福建省海岸而下。他们快速攻占几座沿海岛屿，没有遭遇多少抵抗，因为国军老早就闻风逃窜。10月15日，解放军攻打厦门。两日内战事结束。厦门的快速沦陷使许多金门居民滞留大陆。
10月17日清晨，一个名叫吴采桑的年轻金门男子，母亲叫他搭渡船到厦门买炒菜油与药，到了中午，渡船停驶，等到他能回家已是四十多年后的事。
数千名国民党守军设法逃往金门。其余的不是被俘就是被遗弃。接下来上演的就是十天后的攻打金门。
10月25日的前几天，古宁头已经有传言说解放军即将来犯。「用肉眼就可看到大嶝海面附近有大量的渔船聚集」，一名居民如此说。
金门西北角有许多家庭决定逃往金门其他离大陆较远的地区。亲友的社会网络开始启动。
10月24日，一听说解放军可能将发动攻击，李清正的父亲就带着全家到西埔头的外婆家。之后，他们又移动到更远的地方——李清正后湖的姑妈家。
当战争开打时，李金纯一家趁夜逃到某个村子，但当地村民正忙着搬运军火到战地去，于是他们继续前往他姊姊的家。
住在尚义的王清林当时才六岁，他回忆家中收留了一些避难者。「我因年纪还小，而且离战区还有一段路，实际的情形我并不了解，只是当时有一些古宁头的亲戚因为避难来我们家暂借住几天。」
不是每个人都逃离了古宁头。许多家庭都留下一个人看守房舍与财物。一名父亲把孩子留在村外的壕沟里，然后回家守护自己的屋子。通常留下的是老人。
有人解释说，这么做是不让年轻与四肢健全的人被强征去当兵，还有人说是年老的父母不愿离开故居。
李天送在1949年时只有两岁，他回忆：「家人因为我还小，害怕妈妈抱着我跑不动、跑不远，所以就把妈妈和我留下来固守家园。」
他们躲在家人在家中挖的土洞里。当解放军撤退到古宁头时，国军的炮火开始攻击这个区域。一枚炮弹打穿他们家的屋顶，落在土洞里，但没有爆炸。
所以，后来「战争结束，我爷爷向村公所申报户口，承办人员问爷爷说：你孙子要命名什么名字？
爷爷说，这是天送的，就取名叫『天送』吧！」
村民害怕被强征劳动，其来有自。
当入侵开始时，国军军官知道他们不可能守住沙滩，因此让士兵撤到邻近村落，并且逼迫村民担任搬运工。
吴五全躲在自家的防空洞里，结果被士兵拖出来，命令他协助搬运军火。他抓着驴子，跟着同村其他人往古宁头走。没走多远，一枚炮弹打在队伍前面，炸死了领头的驴子。其他牲畜四散逃去。
吴五全与其他人躲在路边的壕沟里。他们躲了一整晚，直到隔天早上（他没有提到日期，但应该是10月26日），大约正午左右，战火似乎平息了，他们决定回家。
「我才起身站立，一颗子弹立即飞来，从脸颊划过，一排牙齿全部被铲落。」
村民也必须搬运伤者。与日后不同，我们将会看到，往后民众的责任依照性别与年龄予以严格分类，但在战火方殷之时，国军部队只能找到谁就使唤谁。
「三十八年时，我二十几岁」，一名妇女回忆，「当时不分男女，都要去抬伤兵。」
在没有可靠信息下，战后很多家庭不愿返家。但是，当炮火安静下来时，躲在户外的人觉得自己没有其他选择。有些人已经两天没吃饭，但生还的部队也同样没东西吃，他们很快就被厨火引来。
「母亲就用面干煮了一锅汤面，当刚煮熟时进来了数位军人，像饿鬼般，一见锅中有煮熟的汤面，也就从腰间取出碗筷自捞自食，将我们驱之一边，不会儿整锅汤面即净光。下一步是，见我家有一只母鸡、二只公鸡、三只中型鸡，和一只中型猪，都被当着战争胜利品被掠走了。」
有些人回家之后，发现家园已经毁了，或是被占住，或是被掠夺：
逃难借住在亲戚家只能一时，无法永远借住。
待情势稳定后，村民纷纷返家，但房子几乎全被拆光了，只能和少数未被拆的屋主商量借住，结果很多户人家住在一起，一幢房子常常住了好几家，没有床铺，没有桌椅，只能随地打地铺；没有灶煮饭，只能临时用泥块架一个，其处境有如乞丐一般。
「进了家门所看到的已经面目全非，家里住满了士官兵，缸内盛满的甘薯、花生，和食盐都不知去向。」
李清泉的家在田里有个小屋；当他听说军方打算在那附近盖个碉堡，他赶紧到现场，阻止军方拆他的柴房。
当他走到柴房时，负责的军官说：「你来的正好，我们现在正缺人手，你赶紧来帮忙抬这些木材，搬运这些石头。」
到处躺着死者与伤者。李天送的母亲抱着他从战场回家，她后来告诉他，「死人像是晒地瓜干一样」。
村长接到命令，要征用民夫埋葬死者。从解放军用来作为野战司令部的房子里，拖出了八十具以上的尸体。有些尸体一丝不挂；或许这些是国民党军队的尸体，解放军把他们的衣服剥下来穿上作为掩饰，以避免被俘。
想埋葬这些人是不可能的。尸体被丢进井里与粪坑里，或者灌溉沟渠里，然后再用土盖上。
「那时年纪尚小，看到这样多的死尸，心理真的有些害怕，覆土也不够严实。」几天后，腐烂的尸体开始发臭，许多被派去掩埋尸体的村民感到作呕。古宁头地区的土地，之后绝大部分都废弃不用，有些直到今日依然休耕，因为怕搅扰了死者的安宁。
1952年秋，胡琏将军——此时担任金门防卫司令部司令与福建省省主席，决定将古宁头的阵亡将士另寻适当的埋葬地点。
在回忆录中，胡琏解释当时的国际情势有利于他作的决定。美国总统大选期间，艾森豪威尔的外交顾问杜勒斯宣布，美国将支持铁幕后的民众获得自由。
在美国的协助下，胡琏即将离开金门反攻大陆，因此他让部队建立一个纪念墓园。
1952年秋，墓地选在太武山谷地中，正对着厦门。找到的遗体超过四千具。国军部队的遗体火化后，搬到墓地安葬；至于解放军的遗体则依然留在原先埋葬的地方。
但在战役三年之后，要区别敌我的尸骨已有困难，或者应该不可能，因为战后这些尸体全混杂在一起。墓地里肯定有许多解放军的遗骨，而许多国军官兵的魂魄依然在古宁头的原野上回荡。
早在1952年，敌我的区别——冷战时期金门政府的主要工作，在物质上就已经变得十分模糊。
古宁头战役之后的数天，大陆广播警告金门民众，第二次攻击即将来临。这导致新一波的兴建防御工事。
金门绝大多数的渔船都被拆解，表面上是为了使用这些有用的材料，真正的理由或许是不让岛上军民有逃亡或叛离的情事发生，逼迫他们一定要死守金门。
民众记忆最深刻的是房舍与建筑物的损害程度。古宁头地区显然是损害最大的地方，部分是因为许多居民已经逃离。
在战前，损害的财产还有一份证明书。现在，官方宣布空屋废弃并开始拆除前，连赔偿的承诺都没有。
「看部队大拆房屋，那时不知道拆除的标准是无人居住的房子，看到场面是如此的混乱，家人心生恐惧，也赶紧收拾行李走避，我们走后，我们家的房子也被拆了。总计全村被拆了一百多栋房子，只剩下大约三分之一的房子没有被拆。」
最苦涩的记忆，莫过于公共或集体财产的拆除，例如祖宗祠堂与寺庙。民众抢救祖宗牌位与神像，将其迁移到自己家中。
南山村新建的学校，是旅居菲律宾的村民集资兴建，也遭到拆除。就连棺木——包括所有人预先替自己准备的，也遭到征用。
古宁头被记忆成大胜利创达盈配资，是战争的转折点。今日，金门人提到古宁头战役时充满了自豪。但是，他们的情感复杂而暧昧，因为战争与战争后的影响造成的是深度创伤。担负起英雄与地缘政治角色的结果，对他们的冲击将随着时间而逐渐加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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